继经典社会学理论初步阐发团结后，从马克思开始，团结语词分裂出左翼理论以及行动——团结意味着组成工会、以工人运动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政治行动。

参见范进学：《非解释性宪法适用论》，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74页。换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具体审查与抽象审查至少具有以下共同点：其一，形式上的审查（管辖）对象都是法规范。

（3）法规范司法适用之中的合宪性争议是客观存在的，现有法律框架没有禁止基于具体的合宪性争议而启动审查程序[18]——当然也暂未确立必须启动的法律职责（duty）。秦前红：《〈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制定思路与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24页。[8]可以说，这种结合本土规范资源进行的概念反思与重整，是推动合宪性审查之观念实现教义化的重要步骤。[70]See Dieter Grimm, Types of Constitution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128, 129(Michel Rosenfeld Andras Sajo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71]参见胡锦光：《立法法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及不足》，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第7页。他指出，这同美国法院的审查方式基本相似。

郑磊教授指出，在这种多系统结构中，合宪性审查是唯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行使之职权，如何发挥合宪性审查……的核心枢纽作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制度中的主导地位……的核心问题，也是……能否基于备案审查为展开事后的合宪性审查‘踢好临门一脚而应做好的制度储备。合宪性解释的限度不止是技术层面的解释方法的限制——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引介域外相关理论与实践时，一般都会提到，比如法律在字面上的明显违宪就使得合宪性解释在技术上不可能。其二，如果这一财产权限制的设定是必要的（即这一内容边界是符合比例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的等），但是公民在具体的情形中所承担的限制负担过重，那么就应当给予公民以补偿，以平衡其所承受的过重的负担使其达到原本其应当承担的合比例的负担的程度。

如果说下文对规制性征收所引致征收泛化现象的描述是对美国经验的客观复盘，那么对征收泛化的评价便必然涉及财产权保障的价值位序争论。而在行政法领域，在行政规制、规制治理逐渐兴起的背景下，将regulation译为规制，也更契合现代行政法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它更能突显现代行政法的法治性内涵，相比于管制所具有的强烈的管控性和强制性意涵，规制显然更为中立和温和，它突出强调的是一种调整的功能，且以法律规范的存在作为调整的前提，参见[美]巴拉克·奥巴赫：何谓规制，李芹译，载《行政法论丛》（第25卷），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130页。所谓价值保障，其重在维持财产权背后的经济价值，避免财产权的价值因国家的剥夺或限制行为遭受减损。另一方面，它更能表达当前行政管理的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相比于管制所蕴含的限制、控制等消极性内涵，规制则同时兼具消极性和积极性，它具有制约和引导之意，能够将现代行政管理中积极的行政规制和消极的行政规制都囊入其中。

（一）坚守我国宪法上的狭义征收概念 如果对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中的征收概念进行历史解释和文义解释，就可以赋予我国宪法中征收的概念以狭义的内涵。[4] 例如，周杏梅提出：公益征收的范围不应仅限于财产所有权的剥夺，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等用益物权和其他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的永久性剥夺，以及财产权的过度限制和行政行为附随效果给公民带来的损失也应纳入征收的范围并给予补偿。

早在2000年，梁慧星教授在《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中就对征收的概念作出过明确解释，他认为，征收仅仅是指政府通过强制手段单方面取得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的行为。该文作者使用的是准征收事实上就是规制性征收。在广义征收概念之下，价值保障事实上成为了财产权保障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这一综合的财产权保障体系，避免了单一价值保障模式下以补偿为名而对公民财产权所行使的侵害之实，更加符合公民财产权保障的需求。

对于征收的入宪，修宪者作出的解释是为了顺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征收征用的不同情形的需要。2001年5月22日，联邦宪法法院在一个关于重新分配建筑地的判决中将财产创设（Güterbeschaffung）[44]这一要素作为了征收的识别性因素。[50] 参见房绍坤、王洪平：从美、德法上的征收类型看我国的征收立法选择——以‘公益征收概念的界定为核心，《清华法学》2010年第1期，第93页。[50]但事实上，从德国魏玛时代起法律征收就已经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51]尽管德国《基本法》正式确立了法律征收的地位，但联邦宪法法院一直对其持有谨慎的态度。

其三，如果这一针对财产权限制的设定是必要的，且公民在具体的情形中所承担的限制负担并没有超出由于其财产权的社会性而本应当承担的负担的程度，那么这一关于财产权限制的规定就是合宪的，而应当得以存续。而这种做法是借助法官之力对立法者所形成的约束，并非法治国家理念的表现。

通过狭义的征收概念，将法官在实践中的裁量空间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能够从形式上保证，财产权的征收与非征收之间的区分和界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从而避免同样的财产权限制行为在一种情形中被界定为征收而在另一种情形中又被界定为财产权内容限制的情形的出现。{5}刘连泰：确定‘管制性征收的坐标系，《法治研究》2014年第3期。

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68年汉堡防洪案中所指出的那样：财产权是一项基本的权利，它与个人自由的保障具有内在的关联性。[16] 参见张卉林：论我国的所有权过度限制及立法改进，《法学论坛》2013年第3期，第120页。[52] 基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对我国宪法上征收的内涵进行如下界定：所谓征收，是国家通过行政行为剥夺公民所享有的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并且给予补偿的行为。[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71—672页。[32]其言外之意就是，只要给予了补偿，那么限行就可以正当化了。在存续保障和价值保障的二元框架下，一个理性的征收概念应当是一个能够从征收本身的行为特征出发对征收予以明确界定的狭义的征收概念。

其次，如果这一限制行为具有征收的特征，那么就应当按照征收的合宪性标准对这一具体的财产权限制行为的合宪性作出判断。郭晖提出：中国宪法应引入‘管制性征收或‘准征收的概念，对狭义的征收概念予以扩充，即该款的征收应当包括私有财产权的强制取得和逾越社会义务的财产权限制，郭晖：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管制性征收，《河北学刊》2019年第2期，第218页。

从各国宪法对于财产权条款的结构安排和设置来看，财产权的存续保障的优先性是财产权得以真正存在而不至于被公权力掏空的前提。从表面上看，这种尽可能扩张征收的做法似乎确实能够达到保障公民财产权的目的。

如果是财产权利所有人认为公权力对其财产权作出的限制行为是违法的，应当提起行政诉讼以请求撤销这一限制行为，而非请求予以补偿。[28] See C. Kevin Kelso,Substantive Due Process as a Limit on Police Power Regulatory Takings, Willamette Law Review, Vol.20, No.1 (1983), pp.1-2. [29] 参见注[28]，p.2. [30] 同注[13]，刘连泰文，第122页。

从财产权保障的角度来看，从广义征收到狭义征收的转变，也实现了财产权保障从补偿优先向存续优先回归的目的。其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三种：其一，如果征收行为的作出本身就是不正当的或者说没有必要的（例如，这一行为不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或者这一行为本身没有法律依据等），此时应当适用存续保障，保存公民财产权的完整性而撤销这一限制财产权的行为，公民不得提请基于征收的补偿。[8] 第二，针对自然资源规制现象的征收研究。只有当这一限制行为本身的作出是具有正当性的，进而才应该考虑其限制限度的问题，只有在这一层面才涉及财产权的价值保障问题。

因此，应当对规制性征收的实证化保持警惕，可行的路径就是坚守我国宪法上狭义的征收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包含存续保障、价值保障的综合的财产权保障体系。如果限制的理由本身就不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那么就应当采取财产权存续保障的路径，撤销这一限制行为，使财产权的完整性得以保护。

张先贵：中国语境下土地开发权内容之法理澄清——兼论土地资源上权利群与权力群配置基点的转型，《法律科学》2020年第5期，第73—87页。[51] 参见注[44]，第473页。

有不少学者因此主张，我国宪法也应当认可法律征收，以更好实现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障。第一，征收仅限于剥夺财产权的行为，尤其以公民财产所有权从私有转移至公有为主要特征。

从各国财产权的规范设置以及财产权本身的价值内涵来看，财产权的保障应当要遵循存续保障优先、价值保障次之的结构顺序。征收的泛化之所以值得警惕，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导致财产权保障水平的降低。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确认了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作为基本权利章节的统领条款，该款所确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自然也应当被辐射到整个宪法的各项基本权利之中。（二）以狭义征收为基准建构宪法财产权保障体系 从形式法治的角度来看，狭义的征收概念无疑有助于确定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体系。

[5] 学界普遍将regulatory taking译为管制性征收，本文认为译为规制性征收更宜。因此，法律征收在德国也仅仅是作为一种例外情形而存在，从本质上讲，征收仍然应当是一项行政机关基于其行政职能而行使的剥夺公民财产权的行为。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抑或是实践层面来看，这种以补偿作为财产权限制正当化的重要依据的观念在我国并不鲜见。[31] 参见黄忠：成片开发与土地征收，《法学研究》2020年第5期，第83页。

[10] 参见张瑞萍、曾雨：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以利益相关者均衡为视角，《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第118—123页。参见注[46]，李建良文，第1737页。